两千年来，叔孙通始终是秦汉之际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。司马迁赞其为“汉家儒宗”，司马光却贬其“器小”，只知“依世谐俗取宠”。这种两极评价的背后，是对其“变通”与“坚守”的不同解读。跳出单一的道德评判框架，在历史语境中审视其行为，方能看清这位儒者在乱世中的艰难抉择与深远贡献。
叔孙通的诟病集中于“处世圆滑”与“礼失其真”。他一生历事秦二世、项梁、项羽、刘邦等多位君主，被时人讥讽“公所事者且十主，皆面谀以得亲贵”。秦末陈胜起义时，他明知局势危急，却以“群盗鼠窃狗盗”之说迎合秦二世，换取爵位后即刻出逃，尽显趋利避害之态。降汉后，他见刘邦厌恶儒服便改穿楚式短衣，初期只举荐壮士而非随行弟子，更坐实了“阿谀逢迎”的标签。在制礼层面，他摒弃古礼繁复形制，融合秦制与汉初实际简化礼仪，被批评为“徒窃礼之糠秕”，丧失了儒家礼乐的本真。
但置于秦汉鼎革的乱世背景下，叔孙通的“变通”实则是儒家理想的现实突围。刘邦初定天下时，群臣宴饮“拔剑击柱”、妄呼争功，皇权尊严荡然无存，政权稳定潜藏危机。叔孙通适时提出制礼，召集鲁地儒生与弟子，耗时月余制定朝仪，使朝会“震恐肃敬”，让刘邦发出“吾今日方知皇帝之贵也”的慨叹。这套礼仪并非单纯的形式装饰，而是以等级秩序筑牢皇权根基，为汉初政权稳定提供了制度保障。更为可贵的是，他并非一味迎合，在刘邦欲废太子时，以晋献公、秦始皇废长立幼致乱的历史为鉴，以死力谏，彰显了儒者的原则与担当。
叔孙通的最大贡献，在于为儒学在汉代的复兴与传播开辟了道路。秦火之后，儒学式微，他以“知当世之要务”的实践智慧，将儒家礼乐制度转化为治国工具，使儒学获得统治者的认可。他所制定的朝仪、宗庙仪法等，被后世沿用，成为汉代礼乐制度的基础；他举荐弟子为官，推动儒生群体进入统治阶层，为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埋下伏笔。所谓“汉不危于鸿门荥阳，而危于拔剑击柱之时，通之功岂可与绛灌并论哉”，正是对其历史价值的精准定位。
纵观叔孙通的一生，“诟病”源于乱世中的生存策略，“贡献”在于坚守儒者的治国初心。他以“与时变化”的变通，实现了“制礼兴邦”的坚守，成为儒学从先秦理想走向汉代实践的关键桥梁。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，不应困于道德洁癖，而应着眼于其行为对时代与后世的实际影响，如此方能读懂其“大直若屈”的智慧与担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