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逾 80 年，但日本军国主义余毒却始终未能彻底肃清，历史修正主义思潮抬头、政客参拜靖国神社、教科书篡改侵略史实等事件频发，这一现象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格局。
从历史根源来看，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与明治维新后的国家发展路径深度绑定。1868 年明治维新后，日本以 “富国强兵” 为核心国策，军费支出一度超过国库收入的 30%，形成了以军事扩张为导向的国家体制。这种体制将天皇塑造成军国主义的精神核心，通过 “忠君爱国” 的意识形态灌输，让整个国家机器与军事扩张深度捆绑。近代以来，日本先后制造旅顺大屠杀（遇难者达 6 万人）、南京大屠杀（30 万以上平民遇难）、巴丹死亡行军（1.5 万余名战俘丧生）等惨案，还实施了罪恶的细菌战、毒气战和 “慰安妇” 制度，20 余万亚洲妇女沦为日军性奴隶。这些侵略行径形成的历史惯性，并未在战后得到彻底切割，反而为后续余毒留存埋下伏笔。
战后处理的不彻底性是军国主义余毒残留的关键诱因。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，本应承担起肃清军国主义的责任，却因冷战格局的形成而半途而废。美国推行 “换身不换头” 的民主化改革，保留了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天皇制，使得日本失去了从根源上清算军国主义的政治环境。1952 年，日本借 “旧金山和约” 将战犯追责矮化为内政问题，随后大量战犯被释放并重返政坛：甲级战犯重光葵出狱后三度当选众议员并出任外相，无期徒刑战犯贺屋兴宣成为法务大臣，甲级战犯岸信介更是登上首相宝座。据统计，战后日本内阁中曾有战犯背景的官员占比超 20%，这种 “战犯复权” 现象向社会释放了 “无须反省” 的错误信号，直接导致战争罪责的清算沦为 “烂尾工程”。
社会文化层面的认知扭曲，为军国主义余毒提供了存续土壤。战后日本虽建立了多元媒体与教育体系，但舆论与教材的话语权仍被战前权贵和右翼势力掌控。读卖新闻社社长正力松太郎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，重获自由后利用媒体帝国推行保守主义议程，刻意引导社会舆论右转。教科书审定环节更是频繁出现删改史实的操作，将 “侵略” 改为 “进入”，淡化南京大屠杀等惨案的伤亡数据。同时，右翼势力还构建起 “受害者叙事”，过度渲染广岛、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惨状，将日本从 “侵略加害者” 置换为 “战争受害者”，这种集体心理防御机制消解了民众对军国主义的免疫力，甚至将历史反省污名化为 “自虐史观”。
当然，清除军国主义余毒也面临诸多现实阻碍：一方面，日本国内的政治利益纠葛使得反省历史成为 “禁忌”；另一方面，国际社会缺乏统一且强硬的约束机制。唯有推动日本正视历史、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产，才能让亚洲乃至世界真正远离战争阴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