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贞观年间，房玄龄领衔修撰的《晋书》，作为官修正史，大量采撷《世说新语》中的内容，成为唐代接受这部南朝典籍的核心载体。这种采撷并非简单照搬，而是结合唐代的史学需求与文化语境进行取舍、改造，既彰显了《世说新语》的史料价值，也折射出唐人对魏晋风度的理解与重构，清晰呈现了唐代对《世说新语》的接受图景。
《晋书》对《世说新语》的接受，首先体现在对其史料价值的认可与利用。唐初修史旨在总结晋代兴衰、以史为鉴，而《世说新语》记载了大量魏晋士人言行、社会风尚，弥补了前代晋史的不足。据考证，《晋书》十四个类传中，有十个类传采用了《世说新语》的条目，涵盖名士轶事、清谈风尚等诸多内容。如《晋书·王羲之本传》中，关于王羲之“东床快婿”的记载，便直接源自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，既丰富了人物形象，也为正史补充了生动的细节，可见唐人已将《世说新语》视为可信的史料来源。
其次，唐人在接受过程中，对《世说新语》进行了史学化改造，消解其文学性而强化其史传功能。《世说新语》作为轶事小说，注重趣味性与文学性，而《晋书》作为正史，需遵循“实录”原则。因此，史臣们对其内容进行剪裁，剔除诙谐诡诞、无关史实的部分，保留与历史人物、事件相关的记载，并纳入纪传体例中。例如，《世说新语》中关于阮籍放诞言行的文学性描写，被《晋书·阮籍传》提炼为体现其避世心态的史料，服务于对晋代士人精神的历史解读。
这种接受背后，蕴含着唐代的文化诉求与价值取向。唐初大一统局面形成，唐人既推崇魏晋士人不拘礼法的风度，又强调儒家伦理与史学鉴戒功能。《晋书》采撷《世说新语》中符合唐人价值的内容，既满足了社会对魏晋风度的文化向往，又通过正史的编撰，将魏晋轶事纳入官方史学体系，实现了对前代文化的传承与规范。同时，《晋书》的采撰也推动了《世说新语》的传播，使其从南朝的通俗典籍，逐渐获得更广泛的认可，为其后世经典化奠定基础。
综上，《晋书》对《世说新语》的采撷与改造，是唐代接受这部典籍的集中体现。唐人以史学需求为核心，认可其史料价值，改造其文学特质，既彰显了魏晋文化的深远影响，也融入了唐代的文化诉求。这种接受方式，不仅丰富了《晋书》的内容与文学色彩，更清晰勾勒出《世说新语》从轶事小说向史料典籍转化的关键环节，为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重要范本。